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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40年代末濒于绝灭的川剧艺术，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犹如枯木逢春，进入了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崭新的发展时期，川剧研究也随之提上党和政府的议事日程，在川剧艺术的改革和发展中担负起奠基和导向的历史使命。具有深厚传统文化底蕴也不可避免地渗透着浓重封建意识的川剧艺术，在进入新的时代后，如何有系统地发掘、整理其散存于民间的历史资料和艺术资料，并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观点为指导，正确区别传统艺术的精华与糟粕，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部分；特别是如何适应变革中的社会现实的需要，准确把握川剧艺术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运用传统艺术形式反映当代社会生活，使之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前进，已历史地摆到新一代川剧研究家们的面前，成为他们必须孜孜以求并给予正确回答的理论课题。在建国后的50年中，川剧研究工作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用"文革"前后作分界线，前一阶级测重于资料积累，后一阶级侧重于理论建设。
一、在除旧迎新中起步
50年代初，特别是在"改人、改戏、改制"之后，川剧艺术获得新生。成为四川新文化结构中具有代表性的地方戏剧种。但是，对这一具有悠久历史的古老剧种，由于受某些传统偏见的影响。过去的研究者们却很少有人问津。建国前流传于世的川剧著述，可谓凤毛麟角；且大多是关于川剧戏园、戏班、剧目、演员等方面的记叙，也有涉猎川剧源流、演变、演剧方法及艺术特色者，但其系统性和理论深度均嫌不够。因此，建国后的川剧研究工作实际上带有一种"拓荒"的性质。要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川剧理论建设，并在大变革的历史时期，使之与勃兴中的舞台艺术相适应，显然必须作出艰苦和巨大的努力。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川剧艺术的研究工作极为重视。早在1953年5月，即在西南川剧院成立时，就在该院的院部设立了由老川剧工作者和新文艺工作者组成的研究室，致力于传统艺术的发掘整理和改革创作创新的研究工作。1955年5月，西南川剧院改建为四川省川剧院，为适应川剧艺术改革发展的需要，仍然在院部保留着研究室的建制。这一时期，川剧研究工作对川剧艺术实践虽然存在着一定的依附性，但这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体制，在川剧研究的始初阶段，对于组建和培养川剧的研究队伍，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1958年11月，四川省川剧院撤消，所辖剧团分别下放成渝二市，同时，以该院的研究室为基础建立四川省戏曲研究所。从此，川尴剧研究工作逐步由演出的附庸发展为独立的门类，按自身的运行轨迹，走上了漫长的求索之路。
该所建立之初，共有在省内外有影响的川剧研究家、剧作家二十余人，构成了一个由剧本文学、表演艺术、川剧音乐、舞台美术、川剧史论等方面的专家组成的配置合理的研究群体。之后，又从大专院校毕业生中选调了一批有志于川剧研究的年轻同志，充实到刻的研究群体之中，可谓人才济济，形成一时之盛。"文革"前的若干年中，正是依靠该所的这一研究群体与全川各地特别是成渝二市川剧研究家们的通力合作，完成了十余种具有重要历史和资料价值的研究成果，谱写了川剧研究史上的光辉一页。
在"文革"前的17年中，川剧研究工作，虽然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应看到，川剧研究家们在理论建设上所作出的贡献仍然不可低估。这一时期，曾出现过一些在川剧理论建设方面具有奠基意义的研究成果，如席明真的《川剧浅谈》、阳友鹤的《川剧旦角表演艺术》、周慕莲的《周慕莲舞台艺术》、胡度的《川剧艺决释义》、张德成的《川剧高腔乐府》、沙梅的《论川剧高腔音乐》以及王朝闻关于川剧的研究文章等，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文革"后川剧理论的勃兴均有较大的影响。由于当时还正处于除旧迎新的文化重构时期，着眼于新时代川剧艺术改革和发展的研究显得尤其活跃，其中，由李兆鸿和羊路由于1954年分别在成都和重庆对川剧折子戏《双拜月》和《祝庄访友》进行音乐改革引发的关于高腔加伴奏的讨论，一直以座谈、笔谈等方式延续了五六年之久，在省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不过，这一时期川剧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最大成就，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并不在理论建设的本身，而在它的基础工程，即为体系化的理论建设积累了丰厚的艺术资料。"文革"前17年中，川剧工作者在各级党政部门的关心和支持下，对川剧传统的艺术资料，包括剧本、表演、音乐、舞美等各个门类，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发掘整理，出版了数千万字的资料专集，如《川剧》88集、《川剧传统剧本汇编》33集、《川剧丛刊》19集、《川剧选集》2集、《川剧演出剧本选》12集、《黄吉安剧本选》上下册、《川剧喜剧选》上下卷、《四川地方戏曲选》4辑、《川剧锣鼓曲牌》、《川剧唢呐曲牌》、《川剧弹戏曲牌》、《川剧胡琴曲牌》、《川剧高腔曲牌》、《川剧脸谱选》以及一些关于川剧表演经验的记述，并辑录《川剧抄本汇编》198集，发掘、誊抄传统戏手抄本二千余个，可谓洋洋大观。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55年至1957年间在全省进行的川剧传统剧目鉴定工作，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成果之巨，均为戏曲界所罕见。1955年，四川省川剧传统剧目鉴定委员会成立，同时在成渝两地分设办公室，负责这一工作的规划和实施。文化部和全国文联特派作家赵树理，戏剧家赵慧深、晏甬、张东川、音乐家沙梅等赴川指导。省文化事业管理局杨吉再、彭长登、朱丹南等同志亲自参与鉴定委员会的领导工作。
经过近两年的努力，先后在舞台上鉴定演出299个剧目，书面鉴定22个剧目，共321个剧目。之后，由鉴定委员会编印《川剧剧目鉴定演出剧本选》11集，《川剧剧目鉴定演出优秀剧本选》3集，交出版社公开出版大小剧目共116个。这一声势浩大和效果卓著的工程。当时被评论家誉为"戏曲界的一次壮举"。
此外，1960年由四川省文化局主办、省戏曲研究所承办的川剧名老艺人示范演出大会，对于抡救继承川剧传统艺术同样功不可殁，也是在川剧研究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盛事。参加这次示范演出的表演艺术家，有成都的周企何、杨云凤等，重庆的周慕莲、周裕祥等，川东的刘学智、金文品等，川南的龚兆麟、杨松林等，川北的周海滨、肖云华等六十余人；名鼓师刘议莽、鼓文元等，名琴师何秉全、陈正全等，也应邀参加此次盛会，为各台剧目的演出亲自司鼓操琴。这次活动前后历时二十余天，演出各路名家代表剧目六十余个。省戏曲研究所的同志们则按行当分工记录这些名家的艺事经历和艺术经验，积累了一笔极其珍贵的艺术资料。
"文革"开始之后，这种艺术资料的系统性积累被迫中止。
纵观"文革"前17年的川剧研究工作，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印象：应用研究同基础研究比较，更加注重应用研究；理论研究与资料积累比较，更加注重资料积累。关于前者，其形成的原因大约包括两个方面：从客观上看，当时的政策导向更注重理论对实践的现实指导作用，而川剧艺术在"三改"后兴旺发达的生存状态，也不易唤起人们对理论建设的紧迫感；从主观上看，当时对传统的艺术资料正处于发掘和梳理的过程中，体系化理论建设的基础工程尚未完成，也难以把基础研究的工作摆上重要的日程。关于后者，应当说是反映了川剧理论建设的客观规律，没有深厚的资料积累势力制约系统的理论研究，将工作重心放在艺术资料的全面发掘和系统梳理上，正好表明文化部门的领导者具有与川剧研究的客观要求相适应的战略眼光。
二、在改革开放中发展
"文革"结束之后，全国各条战线包括文艺界开始进行拨乱反正的工作。1978年春邓小平同志来川视察工作，对开放川剧传统剧目作了重要指示。随后四川开放了第一批优秀传统剧目，被长期禁锢的川剧艺术逐步复苏。同年，省戏曲研究所恢复建制，并更名为省川剧艺术研究所。至此，川剧研究工作又重新提上党和政府的议事日程。
进入8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传统川剧同社会变革的需要日渐不相适应，川剧艺术在经历了一阵短暂的繁荣后逐步走入低谷。面对这种状况，十分明显，只有站在新时代的高度，重新审视川剧艺术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并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与指导，深入研究川剧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找准其在新形势下的文化座标和发展走向，才能从宏观上为川剧艺术的现代化指出一条正确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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