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江堰走过了2260周年，历史沉淀很厚，需要我们努力去挖掘。自20世纪80年代初，笔者投入都江堰史的研究，感悟最深的一点是：历史的都江堰是变化中的都江堰，是鲜活的都江堰，从而创造出中外水利的奇迹。只有从历史的变化中观察都江堰，才能深刻认识其创建、成长与发展的轨迹。
　　一、变化中求工程结构完善

　　都江堰以工程结构完善，巧妙配合，蜚声中外。渠首三大建筑物——鱼嘴、飞沙堰、宝瓶口组成分水、分沙有机整体，有着深刻的科学内涵。但它是在时间的推移中逐渐完善的。

　　从《史记》《华阳国志》《蜀都赋》《益州记》《水经注》直至唐代文献，记有“壅江作堋”“湔堋”“湔堰”“金堤”“都安大堰”等堰名，却未出现渠首的典型代称——鱼嘴，直至南宋范成大亲临都江堰后在《吴船录》中写道：“庙前(指李冰庙。作者注)近离堆累石作长汀以遏水，号‘象鼻’，以形似名，西川夏旱，支江水涸，即使致祷，增堰壅水，以人支江。”说明当时有了“象鼻”之称，至清代始称鱼嘴。鱼嘴堰体之形成，是在范成大视察都江堰(淳熙四年，1177年)之前268年的五代蜀朝庚午年，即前蜀武成三年(910年)，那年六月二十五日，一场大洪水改变堰体结构，由原李冰壅江作堋的横坝，冲成鱼嘴形的顺坝，此一事件，五代杜光庭所著《录异记》有生动记述，指出新堰形成后，“新、嘉、眉水害尤多，而京江不加溢焉”(京江即成都府河)。当时导江县令黄璟有奏折(载《全唐文》卷931)，兹录于下：

　　“伏睹导江县令黄璟奏：六月二十六日江神移堰事：

　　“伏以大禹浚江，发洪源于龙冢；李冰创堰分白浪于龟城。导彼灵津，资乎民用；而涸胫泛肩之誓，表则有常；欲怀山沃日之灾，奔腾难制。立虞垫溺，必害丞黎。

　　“昨者，夏潦勃兴，狂波未息，顾岷之下濑，便逼帝都；灌口之上游，遽彰神力……回山展石，巨堰俄成。浸潘顿减于京江，奔蹙尽移于峡路……编于简册，冠彼古今……”

　　黄璟既高度评价了李冰，也提到洪水垫溺的忧虑，此次新堰俄成，不仅未失都江堰的效能，更有益于分洪分水，认为这是稀有之事，是古今之冠。

　　自宋代以降，鱼嘴时坏时修，先人不断总结经验，将鱼嘴位置反复上下移动调整，结构上从元吉当普试创硬堰，至明代软硬堰数次交替变化。新中国成立后，人们掌握其科学内涵，才在1936年的位置上用钢筋混凝土予以永久性加固。据有关单位用计算机进行模拟，认为此是最佳位置。

　　飞沙堰则始见于唐代，《新唐书·地理志》：“导江有侍郎堰……龙朔中筑”。《宋史·河渠志》对侍郎堰功能的表述已与今飞沙堰相同。

　　宝瓶口，即李冰凿离堆处，无变异的历史记录。直至1970年因离堆天然岩层风化，用混凝土进行了大规模加固，口门束小，糙率略有变化。

　　从以上简略表述中，可以看出，李冰创建都江堰，南北朝时，蜀即已“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沃野千里”(《益州记》)，但其渠首工程，却历经1000多年，到宋代才演变较为成熟，又历千余年，经过不断维修、改进，工程得以完善，都江堰渠首三大建筑物，配合河势、水势，相辅相成，巧妙起到自然分水、分沙、排沙、沉沙作用，蕴含着丰富的科学原理，成为科学研究的宝库。

　　历史并未终结，还在持续发展。今日的渠首工程又适应新的时势演变为五大建筑物了。在岷江右岸连接鱼嘴处于1973年动工兴建“外江闸”，它的兴建不仅未改变河道流势及分水分沙的规律，而且解决了历史上用传统杩槎调流带来的劳民伤财、费时费工和分水不准的状况。1992年动工兴建了“飞沙堰”闸，称“工业引水挡水闸”，位于飞沙堰后175m处。古老飞沙堰面貌未变，但在闸门控制下，更能保证宝瓶口的流量以适应灌区扩大的用水，同时，保证内江岁修断流对成都工业和城市生活用水的正常需要。

　　二、变化中探求科学管理

　　都江堰不仅以其工程结构科学合理而著称，也以其科学管理而闻名。都江堰历史中的河势在变，水沙条件在变，地区经济发展在变，都需要加强工程管理，以适应变化，可以说都江堰历史是一部连续发展的历史，是不断维修、更新，以维持最佳运行状态的历史，这是都江堰永葆青春的奥妙。

　　都江堰工程管理有一段由粗放到严密，由传统方式到现代化的过程，管理制度也由简略逐渐详细。

　　李冰建堰时，直至唐代，都江堰的管理还是较为粗放的，也疏于史料记载。

　　据《宋史·河渠志》记载，到宋代已形成每岁“穿淘”制度，“江道既分，水复湍暴，沙石填委，多成滩碛。岁暮水落，筑堤壅水上流，春正月则役工浚治，谓之‘穿淘’”。对水则的记载，表明宋人对引用水量多寡十分关注，并得出规律性认识，管理上对待郎堰高度定在水则第4划，宝瓶口水到第六划，就够灌溉之用。“离堆之趾，旧镵石为水则。则盈一尺，至十而止。水及六则，流始足用。过，则从侍郎堰减水河泄，而归于江”。

　　“岁作侍郎堰，必以竹为绳，自北引而南，准水则第四，以为高下之度”。对于“深淘滩，低作堰”这一重要管理法则，明清文献中有人提出是李冰遗训，但史料不足为证，民国时期四川省水利局编印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述要》引宋曾敏行的《独醒集》说此六字是宋开宝年间重刻，也就是说宋以前就有了，此说因在今本《独醒杂志》中查不出而受到当今学者质疑，文献中正式明晰记载的是元代揭篌斯《修堰碑》，《元史·河渠志》也作了明确记载，说明斯时已正式明确为维修管理法则了。

　　传统的“三字经”“六字诀”“八字格言”的治理方法，如今已进一步深化，而被赋予了更科学的内容。这一飞跃始于1938年四川省水利局设立都江堰治本工程设计室，在李赋都的主持下，做了一系列的研究工作。抗战胜利后，成都水工试验室又做了水工、冲刷、回水、高地灌溉等一系列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四川省都江堰管理局做了大量的原型观测与模型试验、灌溉试验，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1981年，根据原型观测得出，“三字经”中的“分四六、平潦旱”这一“四六分水”已是一个历史概念，而不是目前事实的结论。按都江堰治理的根本法则是“因势利导，因时制宜”，而三字经中的“遵旧制、毋擅变”就显得呆板保守了。都江堰管理局几十年来在工程管理上就有很多改革创新，比如在继承传统岁修制度基础上，又提出“五年一大修”和“十年一特修”的制度，前者可以维持工程现状，后者则保持工程的更新和稳固。历史上岁修制度都是先外江、后内江，而自1955年起改为先内江、后外江的岁修顺序，这是都江堰岁修管理上一项重大改革，缓解了成都工业用水及春灌用水等等诸多矛盾。不难看出，都江堰在历史变化中，探求科学管理，正由传统管理方法进入现代管理模式。

　　三、在变化中求发展

　　李冰创建都江堰，为成都平原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没有都江堰，就没有成都平原的繁荣；而成都平原经济的发展，又要求都江堰在更大程度上发展，这是一种相互变化、相互促进的关系。历史上都江堰的开发目标的演变与扩展，尤应注意。

　　《史记·河渠书》记：“蜀守冰凿离堆，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显然其开发目标是防洪、行舟(漂木)、灌溉。灌溉并未列在首位。《水经注·江水》引东汉应劭著《风俗通》：“秦昭王使李冰为蜀守，开成都两江，灌田万顷。”《水经注》又记：“诸葛亮北征，以此堰农本，国之所资，以征丁千二百人主护之，有堰官。”这时诸葛亮已认识到都江堰是农业的根本，蜀汉国的依靠。不仅派堰官兵丁护之，还开凿了红安河，扩大灌溉面积，灌溉功能已大大提升。

　　到宋代，提法更为明晰，宋徽宗于大观二年(1108年)七月下诏“蜀江之利，置堰溉田”，指出：“李冰为蜀守凿离堆，遂捍水以溉民田。”即李冰凿离堆，拦水灌田。赵忭的《成都古今集记》中说：“灌溉川西南十数州稻田。”《宋史·河渠志》记载：“县各置籍，凡堰高下、阔狭、浅深，以至灌溉顷亩、夫役工料及监临官吏，皆注于籍。岁终计效，赏如格。”灌溉之功已升为首位。

　　《元史·河渠志》记道：“至是，虽缘渠所置碓皑纺绩之处以千万计，四时流转而无穷。”水能利用已有一定程度。

　　清雍正十一年(1730年)时任四川巡抚的宪德，对都江堰灌溉田亩进行了清丈，向朝廷送《都江堰酌派夫价疏》奏折，当时，灌溉灌、郫、崇、温江、新繁、新都、金堂、成都、华阳九县田76.53万亩(折合今5.1万hm2)。光绪年间恢复发展到14个县。1943年统计灌溉面积为17.7万hm2。1955年灌溉面积为18.8万hm2。

　　以上记载，充分说明历史上都江堰灌溉功能逐步提升到首位，从始建到解放初，灌溉面积翻了四倍，水能也有一定的利用。

　　新中国成立后，都江堰开发的深度与广度有巨大飞跃。首先，开发目标已拓宽为灌溉、城市工业生活用水、水力发电、漂木、水产、旅游综合利用的大型水利工程。灌溉面积已达66.7万hm2以上，比解放初期又翻了四倍，受益范围达36个县；其次，都江堰已由一个历时2000多年的单纯自流引水工程演变成为一个蓄引提相结合的系统工程；第三，解放后建设规模之宏大，是历史上无法比拟的，灌区向东南西北延伸，从平原向丘陵山区扩展，穿山越岭，筑堰建闸，建筑物以数万计，干渠长近2500km，构成了较为完整的基础生产设施。

　　四、余论

　　回顾都江堰漫长的发展史，有如下三点启示：

　　①变化发展是都江堰永葆青春的核心主题，清代总结出的“三字经”是难能可贵的历史经验总结，但其“遵旧制，毋擅变”的结论是形而上学的观点。只有变化发展，都江堰才是鲜活的，而因循守旧都江堰就会衰败。

　　②历史上都江堰的治理基本法则是“乘势利导，因时制宜”，这八字格言也应视为今后都江堰可持续发展的准则，八字格言道出时空变化与工程发展的辩证关系，只有抓住岷江水资源的大势，抓住成都平原经济发展之大势，抓住时机，才能相宜发展都江堰。

　　③历史的都江堰是天(水资源)、地(河势)、人(智慧)巧妙融合，因此我们要保护它，但更要发展它，使得天地人结合不断进入新的境界，让历史以崭新笔墨继续书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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